二百八十二 不安分的人

    古林镇柿子树村，眼前这座村前有溪水蜿蜒而过，红瓦白墙整齐划一依山而建的房舍，虽然已是冬季却毫无萧条之感，位于吕梁山深处的山村完全出乎了张春鹤与崔露怡的意料。
    不论是他们在调查中获悉的信息，还是林佳电话中所，柿子树村曾经分发给每位村民一大笔因卖煤炭而得来的钱款。可是周边并不乏盛产煤炭的村庄，为何与柿子树村的反差会如此之大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张春鹤与崔露怡直接来到柿子树村村委会，见到村支书吕兆林后才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同时，心中难免对已故的老支书生出深深的敬佩之意。
    “你们年轻，可能不知道三四十年前我们这里的煤炭卖多少钱一吨。”
    “那时候的煤炭比现在是不是便宜很多？”
    “岂止是便宜很多，根本就不值钱。”吕兆林解释道：“这样跟你们吧，当时我们这里一个人工大概合15块钱。而一吨煤炭的出井价是17块钱，勉强抵得过一个人工。”
    “17块钱一吨煤炭？！”
    这个价格彻底颠覆了崔露怡和张春鹤的认知观。
    “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张春鹤十分不解地问：“吕支书刚才的‘出井价’又是什么意思？”
    “哦，是这样，出井价是指从我们村卖出的价格。后面还有离境费和资源费两项，三项加起来之后应该在30到35元每吨之间。如果再算上运费，到你们那里的价格就超过五六十了。”
    这个价格多少还能让崔露怡和张春鹤接受得了。只是，既然那时候的煤炭那么便宜，卖一顿煤炭才顶一个人的工钱，这柿子树村又是如何靠煤炭发家致富的呢？
    “我们这柿子树村能有今天，多亏了老支书啊。”
    原来整个柿子树村一百八十四户人家，共计八百多人口全部姓吕，而且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后代。所以，相比起周边其他村庄来，这里的人们更加团结更加齐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煤炭价格只有十七八块钱每吨的时候，已故老支书通过和村民协商，果断做出一个决定：全村每户出一个劳动力下井挖煤。挖出来的煤炭除了村民自用，以及卖上一部分用以支付人工钱和村里其他开销外，剩余部分多一吨都不许卖，全部挖出来填到村口一条深沟里。
    老支书曾经过：现在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增长，将来对煤炭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大。也就是，煤炭价格肯定会大涨。只是，谁都不清楚煤炭什么时候会涨，价格最终又能涨到多少钱一吨。
    果然被老支书中了，当时间进入新世纪，不到十年时间，当煤炭价格一路攀升到接近千元一吨时，水涨船高，原来十七八元每吨的出井价也涨到了六百多元，相当于最初柿子树村挖煤时价格的近四十倍。
    所以，当柿子树村把存下的煤炭全部卖掉后，一夜之间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咳咳，当时我们是按人头分的。每个人分到了三十六万元，那些人口多的家庭大都分到了一两百万，我记得最多的一户人家分到了三百多万。要知道那时候的房价，就是松原市最繁华的地段也不过每平方两千不到的样子。”
    听完这既让人震惊又让人艳羡的故事，崔露怡和张春鹤也知道了吕锡东用来买房和迁到松原市生活的资金来源。两人当然不会忘记此行的任务，于是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吕锡东身上。
    “那可是个不安分的人。”吕兆林一上来就给吕锡东下了个明确的定义，随即才：“本来他是被老支书看后的接班后生之一，在他迁到松原市之前已经在村委担任文书工作有三年了。”
    “吕支书，吕锡东当年都有哪些不安分的表现？”
    “想事情太偏激，吃不得一点亏，只能赚人便宜。喜欢背后算计别人，又总觉得天下没人比他更聪明。另外，生活作风方面也不检点。”
    这倒是有些符合国安局对吕锡东的调查结果。崔露怡又问：“吕支书可清楚吕锡东当年犯的案子？”
    “那时候我已经在村委工作了，吕锡东被抓之后来过好多警察。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谁都没想到，他竟然抨击党和国家的政策，抨击社会制度，还要煽动别人和他一起做这样没良心的事。”显然吕兆林对吕锡东的行为十分不解又十分气愤。“他也不想想，若不是有现在的社会制度他能有钱搬到城里去住吗？”
    “吕锡东搬到城里之后，经常回来吗？”
    “不经常，他没坐牢之前也只是清明和春节回来看看。”见两人始终围绕着吕锡东在发问，吕兆林有些疑惑地问：“不会是吕锡东又犯事了吧？他这才出来几年啊。”
    “经调查发现，他的确又牵涉进了一个刑事案件。不过，还不能完全确定就一定是他做的，我们正在寻找证据。”担心走漏了风声，再传到吕锡东耳朵里，所以张春鹤没有对吕兆林实话实。“吕支书可知道吕锡东与村子里的什么人还保持着联系吗？”
    吕兆林摇摇头：“就我所知，自从吕锡东的父母亡故后，他几乎不再与村子里联系了。就是他的叔伯等近亲属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消息。”
    “吕锡东出狱后回来过吗？”
    “回来过一次，到他父母坟前祭奠了一番，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了。”
    见支书吕兆林对吕锡东出狱后的事情知之甚少，张春鹤又提起了吕庆元。
    “那是个怪人。按辈分我都要叫他爷爷。”看来这位村支书有个喜欢给人下定义的习惯，吕兆林接着：“当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他被人杀害了，而且是被那样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杀的，村子里谁都不愿意再提起。特别是与他同支的叔伯、兄弟等人，更不愿意听到他的名字。”
    “当年那笔煤炭款，吕庆元有没有分到？”
    “当然分到了。当时村子里定的政策是，不论在家在外，户口有没有牵走，只要是柿子树村吕家的直系亲属都有份。”
    “是吕庆元亲自回来取的，还是给他打到卡上，或者是别人给他送过去的？”
    “是他自己回来取的。”
    “那就是事先你们通知了他？”
    “是啊。”
    “你们是怎么通知他的，打电话吗？”
    “哪里有他的电话号码？”吕兆林从始至终都没有提“吕庆元”这三个字，只是用“他”来代替。“当时正好村子里有人要到将军市去，虽然他从来不和家里联系，但我们还是知道他的工作单位。所以便委托去的人找到他上班的厂子里，才好不容易把消息送了过去。”
    “给吕庆元送消息的人是谁，我们能见见他问问当时的情况吗？”
    “可以，我这就给继财打电话让他过来。”
    不到十分钟，吕继财就来到了村委办公室。当听到张春鹤与崔露怡两人是打听自己给吕庆元送信的经历，顿时苦笑一声：“嗨，我那庆元大叔。你们是不知道，我又是坐车又是打车的，好不容易找到庆元大叔上班的厂子时，正赶上他们中午下班的时间。在食堂门前见到庆元大叔后，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问了一句‘找我有事’。当我告诉他村里让他回来领钱时，也只是了四个字‘我知道了’，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难道没请你一起吃午饭？”
    “庆元大叔前后总共就和我了那八个字，其他再也没有了。”
    这时，支书吕兆林插上一句道：“继财叔回来后，村里的人可没少就那事取笑他。”
    (本章完)